本期内容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的“毛泽东重要论述”之七。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就阅读《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研究过中国历史上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抗战初期，为了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指导全国抗日战争，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大量阅读中外军事名篇，多次给在西安工作的刘鼎、叶剑英写信，催促他们多给自己买些军事书籍，特别点名要一部《孙子兵法》。1938年3月，他亲自组织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吸收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参加。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从晚七、八点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结束，交流学习体会。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一度掀起学习研究《战争论》的热潮。1938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等等，人民军队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妙绝伦之笔。
《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特里尔的评价，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饱读史书、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
《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喜爱之书。他说，“学习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中南海毛泽东藏书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购置于1952年，这套近4000万字的史书，陪伴毛泽东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图书管理员回忆说：“《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而不倦，学而不厌，全书全部文字至少读了一遍。”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毛泽东读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统史书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立场，比如将农民起义一概污蔑为“匪”“贼”“逆”，而毛泽东不同，他站在群众史观的立场，提出“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传统史书一般都以封建正统观念立论，比如，将曹操描绘成“白脸奸臣”，而毛泽东不同，他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角度，主张“为曹操翻案”。抗战时期，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高度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解放战争中，为了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他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研读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思想，为后人树立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学习方法。
1935年9月，历经艰辛苦战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之际，毛泽东派人到当地邮政所寻找报纸。7月29日天津《大公报》一则社论和《晋阳日报》一条“阎锡山部队正进攻陕北刘志丹部”的消息，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他了解到刘志丹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徐海东的红25军也在那里。于是，作出了红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队伍会师的重大决策。就这样，中国的历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彩篇章。
延安时期流传一句毛泽东的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喜好读报。
毛泽东的读报史可追溯到长沙。“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就是从这份报纸中，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以及他们的三民主义。此后，他对读报充满了兴趣。在新军当兵时，他每月只有7元军饷，扣除生活费，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订报，“贪读不厌”。报纸，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推动他去思考报纸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新青年》杂志面世后，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每天都在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中国问题。领导武装斗争后，毛泽东对读报的需求如饥似渴，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他都要派人到邮局搜罗一捆报刊，犒劳自己的“精神世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刊数量更多、范围更宽，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的每日必读。正是因为长期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毛泽东一生对世界风云洞若观火，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